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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乡村本位新论
发布时间: 2017-07-26
作者:张孝德 责任编辑:谯英 网络编辑:朱砂红 来源: 人民网 浏览次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可以概括出三大新论:“乡村本位看‘三农’”,“‘两山理论’找出路”,“县域治理做文章”。如果说乡村本位理论,是决定“三农”问题解决之道、乡村定位的“天”的问题,那么“两山理论”则是乡村发展如何落地的“地”的问题,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的县域治理,则是解决“三农”问题中“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问题的思维,是一个包含天地人三者系统协调,充满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国智慧的思维。
认识“三农”新思维:乡村本位看“三农”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作为有着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恪守乡村和农业本位是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历代执政者的坚守,也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所一直恪守的治国之道。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乡村本位的意识开始淡薄和动摇。在许多地方城镇化规划中,把解决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问题统统寄希望于城市化的一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作用下,失去信心和失去希望的乡村,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最大的障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高度关注决定中国乡村命运的乡村地位问题。早在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考察农村工作时就十分担忧地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乡村在中国走向新常态发展中的本位地位,从乡村本位出发探索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道、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成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习近平关于乡村本位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立足历史看乡村,明确提出乡村是中国文明之根的地位不能动摇。
针对中国城镇化中遇到的问题,针对以狭隘的经济主义思维判断乡村价值的认识,习近平以其富有诗意的“乡愁城镇化”思想,从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明确了乡村在中国城镇化中不能缺失和不可替代的地位。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城镇化要成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2015年1月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明确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的“乡愁城镇化”理论逐渐完善,成为指导中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的“乡愁城镇化”理论,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度深化为“传承乡村文明”的新思想。文件明确提出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习近平的“乡愁城镇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乡村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功能和地位:第一是中国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之载体,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之根。作为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模式,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乡村。其次是中国农村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粮食、劳动力,而且在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避风险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三是中国城市文明和文化发展,也不能离开乡村。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属,记得住乡愁的家园。特别是在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温饱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就会越来越重要,而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源头不在城市,而在乡村。
二是立足农民本位,明确提出乡村是中国发展底线不能突破。
乡村本位的核心是农民,习近平的农民本位思想集中体现在,通过一系列通俗语言所表达的乡村发展底线论上。“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通俗表达,就是要告诫全党,中国乡村与农民既是中国发展不能突破的底线,也是中国走向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2012年2月16日,习近平在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上致辞时明确提出:“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定地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是基本国情,农村就是这一基本国情的最大实际;中国还有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绝大部分就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的原因所在。无论城市化能够吸收多少农民成为市民,只要乡村在中国发展的根性地位不变,“乡村兴则中国兴、乡村衰则中国衰”的规律就不会变。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是国家大局稳定发展不能突破的底线。在一定时期,在资源约束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发展工业、推进城市发展,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是中国发展必须坚守的底线。
破解“三农”新思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
如何破解中国“三农”问题,是习近平长期思考的问题。在习近平“三农”思想中,有一个理论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不仅是引导中国走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更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新理论和新出路。
首先,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产生于乡村。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到安吉县余村进行调研时,针对余村如何利用青山绿水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做法,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随后,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评论,对这个论断进行了系统阐述。
其次,浙江农村成为“两山理论”的最大受益者。十多年过去了,浙江省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坚持以习近平提出的“两山”发展理论开展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到目前为止,实践证明,“两山理论”是一条让乡村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之路,也是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问题的新路。浙江的农民和农村成为“两山理论”的最大受惠者。
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之所以释放如此巨大能量,其生命力在于这个理论顺应了时代和农村、农民的需要。
一是“两山理论”顺应了生态文明时代发展需要,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正是由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以及雾霾严重的城市病,倒逼绿色消费、生态消费成为新时期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市场和新动力。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能够满足这种绿色消费的青山绿水资源恰恰在乡村,是时代给乡村绿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二是“两山理论”顺应了农村发展需要,找到了乡村发展优势。习近平的“两山理论”,不是让乡村模仿城市搞发展,让农村也搞工业化,这不是农村的优势;而是让农村自己拥有的青山绿水变成财富,让农民熟悉的乡土文化变成乡村旅游资源,把农村传统农业办成休闲、旅游农业,这些资源是农村有而城市没有的禀赋优势。农村不能发展,不是农民愚昧落后,而是没有找到农村发展的禀赋优势,而“两山理论”正是顺应了农村的独特优势。
三是“两山理论”顺应了农民的需要,找到了乡村发展原动力。习近平“两山理论”在浙江农村落地,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但最需要关注的是在浙江乡村充满生机活力的另一种新业态,即农家乐。目前在中国农村广泛出现的集经营青山绿水、乡村文化、生态农业为一体的农家乐、牧家乐、渔家乐,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而习近平的“两山理论”既是这一创举的指导理论,也是对这一创举的理论表达。
乡村发展新变革:县域治理做文章
从微观看,“三农”问题是农民与农村发展的问题;从宏观看,“三农”问题是关系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从中观看,“三农”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县域治理问题。可以说乡村虽小有乾坤,事关天地人。如果说习近平的乡村本位理论,是决定“三农”问题解决之道、乡村定位的“天”的问题,那么“两山理论”则是乡村发展如何落地的“地”的问题,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关注的县域治理,则是解决“三农”问题中“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思维,是一个包含天地人三者系统协调,充满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国智慧的思维。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占了中国国土面积的89%,户籍人口的70%。经过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县域区划,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地承载着中国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县域是我国最大的行政单元,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向西方式的以“城域”替代“县域”的单一治国之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尝试走的市管县的管理体制,实践证明并不适应中国国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县域治理问题,围绕县域治理主抓了三件事:一是明确定位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习近平把县域治理形象地概括为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重要国家组织。县一级工作做好了,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就有了坚实基础。二是抓关键,明确提出县域治理的关键是县委书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重视县委书记在县域治理中的作用,对县委书记提出一系列高要求。三是树标杆,以焦裕禄为样板,对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进行表彰与激励。
县域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治理保障。习近平关于县域的治理思想与乡村本位思想一脉相承。习近平的乡村本位理论,明确提出中国城镇化不能走西方式城市替代农村的单极化发展之路,中国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城市与乡村两元共同发展的城镇化之路,由此决定了国家治理体制也不能走单纯为城市服务的单一城市的国家治理体制,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需要,走县域与城域两元并存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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