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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实践中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创新探索
发布时间: 2014-12-25
作者:雷俊忠 贾晋 周小洪 责任编辑:雷俊忠 网络编辑:李沿薄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摘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谁来种田?怎样种好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现有职业农民培育却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统筹城乡实验区成都市锦江乡职业农民培育典型样本的动态剖析,我们发现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核心的组织载体建设和适应不同阶段的动态培育机制是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有益的体制机制创新,并基于此提出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

 

——来自成都市的个案探析
雷俊忠 贾晋 周小洪
(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工学院)

 

关键词:职业农民 组织载体 土地股份合作社   动态培育机制

一、 问题的提出:谁来种田?怎样种好田?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第二次农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6年末,农业从业人员中51岁以上的老年占32.5%,远超国际劳工组织所界定的老年型劳动力结构15%的国际标准。更为严峻的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偏低。李强、龙文进(2009)的抽样调查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中,愿意返乡就业的比例不足33%。即使是具有返乡务农意愿的青壮年农民工,还存在农业劳动技能缺乏的现象,导致农业劳动力回流的人才储备十分匮乏。除农业老龄化外,农业还不断被副业化和兼业化。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仅占27.2%,在许多地方,农业经营收入已经成为副业收入。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数据显示:2008 年,四川、安徽两省兼业农户比重分别为 72%和 69%,吉林、黑龙江两省兼业农户比重分别为 52%和 51%,浙江兼业农户比重为 37%。可见,中西部传统农业区域的农业兼业化现象更为突出。
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农业的副业化、兼业化给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和保障粮食及主要农产品供给带来巨大的挑战。现有研究表明,农业人口老龄化会直接降低农业产出(陈锡文等,2009;李、赵连阁,2009),农业的兼业化经营更是会对土地利用的效率带来负面影响(Sikor et al.,2009;林本喜、邓衡山,2012)。在这样的背景下,“谁来种田?怎样种好田?”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正基于此,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来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如何培育职业农民,成为理论界和政策届十分关注的话题。
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生产经营作为职业,并通过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活动获取较高收入(相对于传统农民收入)的新型农民。职业农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成为其主要、甚至唯一的职业,这是职业农民的职业特征。二是其劳动报酬不低于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这是职业农民的收入特征。三是具有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知识、技术水平,这是职业农民的知识特征。四是具有一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能力,这是职业农民的市场特征。
对于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建议通过强化农民职业培训和教育的方式来培育职业农民。实际上,职业农民的培育不仅需要关注其知识特征和市场特征的培育,更为重要的是对其收入特征以及职业特征的重视,其原因在于,只有通过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比较收益,提升其职业特征的社会地位,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从而增加农业知识和市场能力的培育的人力资本投入,政府的教育培训活动也才会真正的产生需求。然后通过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真正产生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来构建职业农民培育的良性和动态体制机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四川崇州市锦江乡在培育职业农民过程中的创新实践具有典型意义,本研究将聚焦这一实践探索,通过对基层政府创新实践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探索,以其为顶层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二、 崇州市锦江乡职业农民培育的调查分析
(一)崇州市锦江乡基本情况
崇州市是成都市市辖市,位于川西平原传统灌溉核心区。全乡面积18.69平方公里,人口16103人,其中农业人口14200人,现有耕地14800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11000亩,其余土地主要种植花卉和苗木。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型乡镇。   
从劳动力就业情况看,全乡常年外出务工人数约4200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务工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赴西藏、青海、贵州和内蒙等地从事建筑和水泥业。二是在崇州本地工业区从事家具业等行业。从收入情况来看,本地务工收入基本达到100元/天,赴外地务工收入达到200元/天。农业劳动力主要以老人(普遍年龄在55岁以上),中年妇女为主。
(二)职业农民培育的肇始:农业劳动力短缺
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锦江乡的农业发展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农忙季节,劳动力短缺尤为严重。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当地农忙时期的雇工的市场价格达到每人每天100——200元,但是,大量的雇工发生在邻居和亲戚之间,以非市场化的互助形式进行,但其中隐含了请吃饭、烟酒等实际成本。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导致诸多后果:一是现有农户不愿意种田。粮食种植成本上升后,部分农户出现土地抛荒的行为。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降到15%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用工成本的快速上升使得粮食种植比较收益进一步降低。这导致一些农户出现了土地抛荒行为。二是现有农户无法种好田。大量的粗放型种植,田亩减产十分严重。为避免过多使用劳动力,老年劳动力普遍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同时,受文化科技水平的制约,对先进耕作技术和机器的使用水平也比较低。根据调查,2009年全乡水稻亩产仅为800斤左右,这对于气候和灌溉条件都十分优越的川西平原无疑是偏低了。三是外来业主不愿意种粮。土地流转后出现非粮化倾向,出现粮食安全隐患。全乡共流转土地2000多亩,流转后的土地基本没有种植粮食,主要被外来业主用以种植花卉苗木,全乡粮食产量逐年减少。不经实际粮食产量受到影响,还出现影响粮食潜在生产能力的现象。实地调查中了解到,部分业主种植草坪,每年销售草坪需要带4到5公分土,这样5年土层就将减少20公分,对土地破坏十分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锦江乡党委、政府开始思考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的情况下解决“谁来种田?如何种好田?,即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职业农民的问题。
(三)职业农民培育的契机:订单农业催生需求
2010年,崇州市国有粮食储备公司开始引进开发新的富硒大米,为保证原粮供给,采用订单生产的方式与锦江乡农户签订生产销售合同。销售合同规定,农户按照富硒大米的种植要求种植该品种,种植出的富硒大米按每斤高出普通稻谷0.14元的价格销售给崇州市国有粮食储备公司。虽然销售价格比普通大米高出近10%,但我们了解到,当时农户的种植热情并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在于富硒大米对种植环节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农户怕种不好不但不赚钱,反而出现亏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具有一定种植能力和水平的种植户开始以租赁的方式扩大规模,根据调查,这些种植户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村组干部,他们在推行订单农业过程中对富硒大米的种植和销售比较了解,同时相对于普通农户又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第二类是一些在本地务工的中年农户,由于务工地比较近(每天都可以回家),加之外出打工所带来的观念更新,他们也能够接受新的种植方法。这样,全乡形成了几个种植规模在15亩左右的种植户,这些种大户严格按照富硒大米的种植要求进行生产。大春销售后,这些农户的平均亩产在950斤左右,较流转前每亩增产150斤。当年的普通稻谷市场价格为每斤1.14元,最终的销售价格为每斤1.28元。亩产的增加、价格的提升以及种植规模的增加,种植农户的收入也有所增加。这种现象实际上引起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思考,通过培育种植大户,是不是能够产生新型的职业农民呢?
但通过调查发现,种植大户的土地流转实际上还是采用土地租赁的方式,实际上主要依靠乡村熟人社会的信任契约,而这种非市场化的信任契约受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土地流转的规模一般不会很大。而如果规模受限制的话,种植户的农业收入相对于务工收入还是比较低的。以2010年为例,15亩的规模,1.28元每斤的价格和950斤左右的产量来计算,种植户实际大春的收入在18240元,除去生产资料和人工成本(具体的测算见后文),净利润低于10000元,而这只相当于3个月的外出务工收入。而没有有效的收入激励,显然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职业农民。因此,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成为培育职业农民的基础。
显然,依靠农户间土地的转让显然无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而崇州市锦江乡具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作为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该乡2010年前就完成了全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和集体资产所有权证三个农户财产权证书的确权颁证工作。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明确,界定清晰。因此,2011年,锦江乡就开始探索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合作社,然后以土地合作社作为发展和培育职业农民的载体。
(四)职业农民培育的载体:土地股份合作社组建
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载体,首先在于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锦江乡在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农户的认识问题。农户对于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顾虑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否能够保证一定的土地收入?二是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否会失去土地经营权?因此,必须设计出一个确保农户入、退社自由和保底收入的合作社制度。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2011年上半年,锦江乡开始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其核心的制度设计包括:一是以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出发,明确、合理界定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概念内涵,并加强对农户的宣传。该乡将土地股份合作社定义为——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出资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社。二是动员村、组负责人成为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经营管理。经营投入方面,物质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农药、化肥等)由农户提供,职业经理人负责具体的田间生产管理。三是确定农户、职业经理人、合作社间的利益连接机制。采用以800斤稻谷的市场价格为保底收入,即农户一旦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就将获得保底收入。此外,合作社经营的超额收入将在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和农户间按照1:2:7的比例进行分配。四是政府为扶持土地股份合作社,确保职业农民的收入,每亩地补贴种子、农药和化肥等投入经费约200元。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利益连接机制设计,很明显带有激励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政策目的。按照当时的运作模式,土地股份合作社中各利益主体的收益情况如下:
(1)农户每亩地纯收益= 保底收入-生产资料投入+全年超额收入/规模*70%;
(2)职业经理人每亩收入=全年超额收入/规模*20% ;
(3)全超额收入=总销售收入+政府补贴-用工成本。
   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当年稻谷的市场价格为1.24元/斤,农户获得保底收入992元,农户每亩土地共投入生产资料费用(包括大春和小春两季)572元,其中种子费122元,复合肥费180元,尿素、农药费120元,机器收割费150元。再加上超收分成,农户的实际纯收入接近600元。
农民通过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获取每亩600元的收入,这基本上消除了农户对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否能保障收入的疑惑。农民的账是这样算的:“如果自己种,大春种水稻,亩产按800斤计算,总收入960元,小春种小麦,亩产600斤计算,总收入约600元,全年总收入约1560元,而生产资料投入需要近600元,不包括劳动力投入,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而如果计算请3到4天雇工的费用,纯收入也就是600元,而这还没有计算自身的劳动力投入”
而为了保障农户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自由决策权,锦江乡在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过程中,还推行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统筹服务两种服务模式。农户可自愿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采取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分配的方式。也可以由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生产环节各阶段的服务,如种子、农药、肥料、育秧、施药、收割、劳务等,社员按各自需要向合作社提出订单,并按次向合作社缴纳服务费用。农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利益比较选择统一经营或者统筹服务两种合作社服务模式,从实地调查的情况看,多种服务模式的消除了农户失去土地的担忧和顾虑,避免过去“一刀切”式的强迫式合作化推进方式,保障了农户的根本利益,同时,又通过实际利益的对比让农户明白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好处,特别是选择统一服务模式所带来的收入增加,给予农户逐步了解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时间。
由于在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很好的解决了农户入、退社自由决策以及经济激励问题,2011年,锦江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逐渐取得了农户的认同,职业农民培育也逐渐获得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载体的支撑。
(五)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职业经理人与土地股份合作社关系
2011年,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锦江乡开始形成第一批合作社职业经理人,这些职业经理人的主要来源是各村、组干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选择村、组干部作为职业经理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农民都是新生事物,农户缺乏了解和信任,在这种条件下,村组干部作为政策宣传者亲身参与,有利于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强化农户参与合作社的信心;二是相对于在家务农的老年农户,村、组干部普遍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高。且通过参与村、组管理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具备作为职业农民的文化、科技、管理能力。因此,在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初期,职业经理人即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建设者,也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管理者,兼具多种身份,这种治理结构虽然不具备规范治理结构的要求,但在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初期,对职业经理人现实的经济激励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条件下,无疑是现实的选择。
但是,仅依靠意识形态的鼓励下的村、组干部,显然不足以支撑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的人才需求。经济激励,特别是相对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比较收益才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的根本原因。而增加职业经理人收益增长的途径只有两个:一是调整种植结构,通过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种植,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二是扩大种植面积,在保持传统大田作物种植结构的基础上,获得规模收入。对于途径一而言,虽然高附加值农产品,诸如生态有机蔬菜、水果种植的附加值较高,但却意味着较高的投入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同时,市场价格的波动也会带给合作社经营巨大的风险,从而影响农户对合作社经营的预期。因此,通过扩大合作社经营规模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成为比较现实的选择。
2012年,在总结土地股份合作社和职业经理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锦江乡开始扩大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规模。最初的制度设计是采用“整村推进”的推进模式,在余塘村进行试点。但当地农户提出,“可以入社,但不愿意继续出生产成本”,“外来户经营不干,还是要村、组干部领头”。最终,合作社采取400元/亩的保底收入,只要加入合作社,每亩土地就将至少获得400元的收入。共有92户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规模达到160亩。但存在的问题是土地零星分散在6个村民小组,而且农户大都将质量较差的土地交由合作社经营。面对这种情况,政府继续采取对合作社经营的补贴(约200元/亩)。上半年经营结束后,产量达到950斤/亩,平均较农户自种增产了100斤左右,农户上半年也获得了300元的保底收入。通过实际的绩效示范,农户对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认同感和入社愿望明显加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职业经理人的收益也明显增加,实地调研中一位职业经理人给我们算了笔账,“种植稻谷每亩的物质投入约260元,劳动力投入约390元,实际总成本在700元左右,产出按950斤,每斤1.4元计,实际净利润约620元,扣除上半年300元的农户保底收入,实际每亩利润也在300元左右,160亩的规模,总利润也就是将近5万元,如果将利润的30%分配给职业经理人,就是1.5万元,再加上职业经理在劳动力投入方面获得的劳动回报,实际收入将超过2.5万元。如果以全年计算,再差也要超过4万元,基本与外出务工的收入持平”。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使得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由最初的意识形态下影响下的精神激励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激励转化。
职业经理人收益的增加,也使得职业经理人来源出现多元化,2012年下半年,一些种植大户、外出务工人员在利益吸引下也加入了职业经理人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职业经理人不再承担原村、组干部承担的合作社动员、宣传和组建合作社的责任,而是回归职业农民的本质,专门从事生产组织、管理工作。职业经理人与合作社的关系也逐渐简化为雇佣劳动的关系。
(六)职业农民培育的保障: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制度
2012年下半年,随着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壮大,锦江乡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规模也明显增加,以余塘村为例,土地股份合作社总经营规模已经由150亩扩大到640亩,如果再算上参加统筹服务的土地面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总面积已经扩大到1200亩左右。
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规模扩大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由于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大小不等,在采购生产资料时的价格也不相同,一般来说,合作社规模越大,物资的采购成本就越低。在销售方面也是如此,以稻谷为例,规模大的合作社销售价格为1.25元/斤,规模小的合作社销售价格仅为1.22元/斤。同时,随着职业经理人人数的增加,来源的多元化,职业经理人队伍的优胜劣汰也成为合作社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锦江乡开始组建职业经理人协会——职业经理人之家。作为职业经理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发性非盈利互助组织。成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地位平等,民主管理;各成员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12年10月,共有32名农业职业经理人加入了职业经理人协会。同时,还建立健全了职业经理人之家的内部管理制度。农业职业经理人之家设置理事会成员5名,其中:理事长1名;设置监事会成员3名,其中:监事长1名。理事会成员、理事长、监事长由全体职业经理人之家成员选举产生。依托于职业经理人之家,锦江乡有效搭建起职业经理人的培训、教育、交流和管理平台,实现了对职业经理人的动态激励和科学管理。
   除对现有存量职业经理人的科学管理外,锦江乡还积极探索职业经理人公开招聘制度,通过对现有合作社经营和职业经理人绩效的宣传,面向毕业大学生、退伍军人,粮食下游产业经销商等职业经理人的潜在人群公开选拔和招聘职业经理人,并以职业经理人之家为平台,对新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进行统一培训,竞聘上岗。基本实现了对职业经理人的选拔、培训、上岗、考核的全套流程机制。
三、 锦江乡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创新
从崇州市锦江乡培育职业农民发展的经验中,我们发现有以下两个值得重视的制度创新。
(一)建立职业农民培育的组织载体
职业农民作为一种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职业的新型农业组织和管理者,其有效的培育必须依托于合理的组织载体。如下图所示:当地职业农民的有效培育实际上市依托于三个组织载体:一是土地股份合作社,这是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只有构建起适度规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农民才能够获取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经营管理收入;二是职业经理人协会,这是保证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职业经理人协会,一方面可以对职业农民进行培训、教育和管理,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个职业农民间业绩比较的空间,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对职业农民进行择优录用,实现职业农民的优胜劣汰;三是农户劳动力协会,这实际上为入社农户提供了参与合作社劳动,获得劳动报酬收入的空间。上述三个组织间的良性和动态互动,为职业农民制度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平台和载体。
 

 

(二)建立职业农民培育的动态机制
有效的职业农民培育机制,至少要科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职业农民的培养对象是哪类人?二是怎样设计职业农民的成长培养模式?三是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在职业农民培养的不同阶段的定位?我们认为,崇州市锦江乡的实践回答了上述问题,如下表所示,职业农民的培养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示范带头阶段,主要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政府的补贴和宣传动员,让村、组干部以职业农民的身份组织生产;二是在第一阶段典型示范基础上的推广完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效益激励和必要的政府补贴,吸引农村能人加入职业农民队伍;三是完善推广阶段,以市场化的公开招聘,吸引农村外的人才进入职业农民队伍;四是优胜劣汰阶段,主要通过规范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设计,对现有职业农民进行优胜劣汰,选出真正“有知识,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现代职业农民。
                      图:职业农民成长培育机制表
 
运行模式
培养模式
培养对象
激励机制
措施
第一阶段:
带头示范
政府引导
政府引导
村组干部
政府引导扶持为主;效益激励为辅
政府制定职业经理人扶持奖励政策,鼓励职业经理人带头示范
第二阶段:
推广完善
半市场化
政府引导+效益激励
农村能人
政府引导扶持为辅;效益激励为主;
政府制定产业扶持政策;职业经理人从经营中获取效益
第三阶段:
完善规范
市场化
效益激励+市场化竞聘
农村能人,退队军人,大学生等
政府引导规范为辅;市场化人才配置和效益激励为主
引入市场化公开招聘和竞争机制
第四阶段:
优胜劣汰
社会化
社会化运行
社会能人
效益激励和社会化人才资源配置为主
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准入准出制度
 
四、 进一步的思考
(一)粮食安全保障与职业农民收入的平衡
锦江乡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在种植粮食的条件下实现了职业农民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总所周知,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在每年10%以内,而粮食生产成本上涨的幅度却更大,在这种条件下,粮食种植的比较收益必须依靠一定的经营规模。但是,经营规模却不是越大越好,这与耕地基础设施,机械化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从调查中了解到,当地农田田块间道路比较狭窄,不适应中大型农业机械使用,由于当地农地已经进行了确权颁证,田块整治也无法开展。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职业农民管理150——200亩左右的土地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既可以保障粮食安全,也能够保证职业农民的年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
(二)政府在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职能定位
按照过去的政策,政府培育职业农民主要靠组织农技推广培训,但由于传统农户需求不足,政策效果普遍达不到预期效果。而锦江乡的实践却总结出政府在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定位:一是培育载体,即组织和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农民协会、农户劳动力协会。二是组织动员,特别是组织和动员广大村、组干部亲身加入职业农民队伍,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三是健全制度,通过职业农民公开招聘、财务公开、教育和培训等制度的建设,推动职业农民队伍的动态健康发展。四是合理补贴,特别是在职业农民培育的初期,给予职业农民一定的经济补贴是稳定职业农民队伍的关键。
(三)工商业资本下乡与职业农民培育
工商业资本下乡对于提高农业农村发展的物质资本积累是有好处的,但是,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开发,普遍采用租用农民土地的方式,而过长的土地出租期限不仅存在经营风险,还可能诱发侵犯农户土地财产权利的行为。从调查中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加大对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户通过加入合作社获取接近于向工商业资本出租土地的收入。另一方面,引导工商业资本介入集体资产开发经营、农产品深加工、土地整理等项目。使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工商业资本介入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其分别服务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领域,从而为使得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得到了有效的增长。
五、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调查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大力扶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培育职业农民的组织载体。
树立扶持土地股份合作社就是发展和培育职业农民的政策理念。积极推动农民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适度经营规模(约150——200亩左右)。加大对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明确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法律主体地位,对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经营贷款、构建销售渠道、建设物流体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扶持,为职业农民的培育提供组织载体。
(二)加大粮食补贴力度,改进补贴方式,确保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
建立和完善“谁种粮,谁受益”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加大粮食生产投入补贴,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加大对购买中小型农机具,种子、农药和化肥等生产资料的补贴。建立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与补贴金额增减的联动机制;建立生产投入的快速、低息贷款机制,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土地股份合作社和职业农民经营贷款实施补贴;建立粮食收购环节补贴,在粮食收购环节对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进行价外补贴。
(三)建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职业农民的职业吸引力
 要将职业农民作为新兴的职业加快发展,必须将其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从养老、失业、医疗和住房等多方面构建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职业农民发展和培育初期,为加大职业农民的职业吸引力度,可借鉴“大学生村官”制度,建立“职业农民”国家培养项目,从退伍军人、农业院校毕业大学生、农村能人中选拔出具有新型农民培育潜质的人进入国家“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国家对其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发放一定的工资补贴。
(四)组织和建立职业农民协会,加强教育培训和管理制度建设。
以乡镇区划为单位组建职业农民协会,作为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和优胜劣汰的组织载体。建立面向市场的公开招聘机制,选拔优秀人才,提供给土地股份合作社择优录用。建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制,国家可将农技推广的部分经费投入到职业农民培训中。健全职业农民协会的管理制度,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重点推进财务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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