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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格局下的角色互换
发布时间: 2014-10-14
作者:唐平 王亚 洪刚 责任编辑:李沿薄 网络编辑:李沿薄 来源: 中国经济新闻网 浏览次数:

 

家庭农场使土地相对集中于大户,产生显著的效益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长期外出打工的土地原承包者在他乡还好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中不少人的出发点已悄然由原来的“改善生活,补贴家用”向“创业、置业、定居”转变。
农民工回乡创业
徐小丽,安县迎新乡皇觉村人,1999年伴随农民工打工潮,只身前往广州,在一家台资企业打工,靠着聪明和勤奋,做到了企业襄理,月工资6000多元。“2008年汶川大地震,家乡遭受重创,人们普遍意识到保险的重要,经过一番思考,辞去原有工作,前往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就职。”又是多年打拼,她做到了业务经理的位置。“业绩逐年攀升,去年收入有23万元左右。”
如今,已结婚、生子的徐小丽把孤独留守老家的老妈也接去共同生活,并分别在广州、绵阳购房、置业。“打工者大军中,我不算最好的,但如果跌倒了,还有能力再爬起来。”电话那头,徐中气十足。
张大正,梓潼县双板乡裕春村人,1993年前往成都一家饲料公司打工,“多年靠跑销售积攒起60多万元,老板嫌我们钱挣多了,就不停地改规矩,降低提成比例。”于是,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张干脆辞职回到家乡,于2014年6月与人合伙办起了面积达460亩的佳丰农场。
回顾整个创业历程,徐和张都说,当初家里的承包地转租他人耕种,他(她)们才走得放心,并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打拼中。
一个数据或许更能从侧面反映出打工者的真实状况。今年夏天,记者前往绵阳市属盐亭县采访时了解到,新开的梓江新城楼盘共6幢2400套,户型从70—140平方米不等,当时已出售1600余套。“80%的买房者都是农村进城的打工者,资金来源主要为常年在外打工所得。”负责接待购房者的母小姐介绍说。
“换一种活法”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具有农民身份人们的必然选择。随之而来的,是围绕定居城市后自身择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全家生活等所发生的一系列颠覆性变化。但他们也认为,无论走多远,也无论成败,由于土地原有承包关系未曾改变,家里的“两亩地”仍是国家给他们的最后保障。
城里人去乡下打工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句经典语言或可成为新型城镇化条件下人们择业、生活的真实写照。去乡下同样成为一些城里人“换一种活法”的选择。
一片果林,两口鱼塘,加上几幢看起来有些陈旧的房屋,就是这家“山外山”家庭农场的基本家当。正值秋天的季节,果园里,早已采摘完枇杷、核桃、枣子的果树仍是青枝绿叶、生机盎然,柚子、柑橘等果树挂满累累果实,成百上千只土鸡正穿梭在果树间竞相逐食,随便扯一把草丢进紧挨着的鱼塘里,立即跃起条条鱼儿。
这是记者前往涪城石洞乡观音碑村,造访这家绵阳市首家注册的标志性农场时看到的情景。
一盘米枣,几捧核桃。款待记者的都是农场的产品。就着鱼塘边的一个小石桌,农场主王建平和记者拉起了家常。
王今年39岁,本地人,早年在川内一家国企工作,后企业解体,于1999年与一同下岗的妻子回到家乡,继续摸爬滚打几年后,以自有的两万元,加上借来的4万元,于2003年在此承包流转了80亩土地和20亩鱼塘,历经10年经营,于2013年4月1日注册了农场。“土地为两部分组成:50亩集体退耕护林地,承包费用为每亩每年40元;30亩流转承包地,流转费用为每亩每年60元。此外,鱼塘每年的承包费用为1250元。”王建平介绍。
“家庭农场为我们解决了生活出路。”王建平说,“去年一年,农场纯利为16万元。”
相比王建平的“求生”型农场,来自城里的农场业主则将目光放在未来发展上。记者在对三台、梓潼、涪城随机采访过的13户农场业主的统计中发现,出于发展或改变工作、生活环境的动机,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员达7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还有一些业主则让具有农村户籍的亲戚出头登记、注册,自己负责实际经营。”梓潼县农业局副局长何发培说。
三台县蒋柏林家庭农场业主蒋柏林和卓林家庭农场业主蒋春坦言,他们自幼就向往农村生活,“空气清新、环境好、工作单纯,农场实行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后,农产品产量、质量都上去了,利润空间也大。”蒋柏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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